父亲早逝。在我九岁那年，父亲突然病故，仿佛天崩地裂，母亲悲痛欲绝，多次哭晕过去。面对着一家老小，母亲常常以泪洗面。当时，我们兄弟姐妹七个（大姐是抱养的，已经出嫁），小弟出生还不到两个月，最大的二姐也才十三岁，还有一个年近八旬的爷爷。
老人需要奉养，孩子需要照顾，现实不允许母亲再脆弱了。母亲把悲痛埋在心底，坚强地用柔弱的双肩担起了父亲抛下的重担。
弟弟妹妹小，离不开母亲的照顾，但农忙时节，母亲也尽可能地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，挣点“口粮”；做家务、喂养孩子的同时，在有限的自留地里尽量多种些瓜果蔬菜；养鸡、养鸭、养猪，变卖后交“口粮款”。
母亲心思缜密，巧妙安排，把一大家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在那“大锅饭”的时代，劳动效率很低，所得粮食有限，其中一部分作为“工分粮”分给“劳动力”了，到每个人分得的口粮也就少得可怜了。那年代，劳动力多的尚且吃不饱，常常在“春末”拿着布袋四处借粮，而母亲却能把这有限的粮食配合自留地产的地瓜、蔬菜，精心安排，让一家人填饱肚子，隔段时间还能吃上一顿“咸饭”。
母亲性格坚毅，十分要强。尽管生活十分艰辛，但她从不求人，偶尔请人帮忙做粗重农活，也一定要付给工钱的。母亲自尊心很强，我们从来就没看到过她去吃过一回酒席。
母亲对孩子教育很严格，对哪个孩子都不溺爱。她从舍不得责打孩子，善于说理引导。她教育我们即使在外面受人欺负，也要忍让；她让我们从小学会尊老爱幼；她让我们懂得了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。邻居很少听到过母亲在村落里叫喊孩子的声音，因为她对每个孩子的去向心中有数。她要求每个孩子“出门必告，入门必禀”，以至直到现在，我们都还保持着这良好的习惯。
母亲自己不识字，但对孩子的学习非常重视，尽可能地让孩子上学读书。她从不问我们“作业做好了吗？”而是常常告诫我们；“咱家的处境跟别人不同，你们要为这个家争气！”当我成为文革后第一个走出山村吃“公家饭”的人时，母亲高兴极了，设酒席宴请亲戚和邻居。
母亲尊敬长辈，在最困难的时候，要我姐姐卖柴火给爷爷买牛奶。有什么好吃的首先给爷爷，然后是每一个孩子，而她自己，甚至连汤都舍不得喝一口。
母亲心地善良，富有同情心。她看不得人家受苦，遇到孤寡老人，常常会尽力帮助人家。她同时教育我们要助老惜贫，对他们应施以援手。
子女长大了，纷纷成家立业了。我们要接她到新居去住，她推说老家清静又可以种菜。其实，由于长期的劳累，母亲已经年老体弱了，但她觉得自己尚能自理，不想增添子女的负担，固执地不离开老家，谁也说服不了她，我们唯有经常回家陪她说话聊天了。
母亲始终保持勤劳节俭的本质，在老家养了几只母鸡，菜园里也经常有新鲜的蔬菜瓜果，不时地可以送些鸡蛋、蔬菜给亲友，嘴里还不忘用上一句时髦的话；“这是无公害的，绿色食品！”
母亲是个普通人，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。她一肩承担了慈母和严父的角色，为我们撑起了一片艳阳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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